一份是习近平的讲话。2011年11月16日，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重点讲授“调查研究”。他要求领导干部不论阅历多么丰富，不论从事哪一方面工作，都应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。他推心置腹：“什么时候全党从上到下重视并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，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，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；而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，往往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、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愿望，从而造成决策失误，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”。也就是说，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、成事之道！说起调查研究，大家并不陌生---它是我们的基本功、必修课，也是我们的传家宝、护身符，更是我们的压舱石、定神针。毛泽东在《关于农村调查》中说：“认识世界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马克思、恩格斯努力终生，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，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”。同样，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，奔竞图强，靠的也是调查研究。我们的老一辈领导人，很多都是这方面的行家、专家、大家。

 

　　毛泽东做过许多具有范本意义的调查研究。他总结出四步法：用讨论式小型会议调查；亲自出马和亲手做记录；调查后要分析和研究、提炼观点；抓住主要矛盾提炼调查结论。比如1930年5月的“寻乌调查“，他就采取调查会方式，找了县商会长、杂货店主、铸铁工人、县署钱粮办事员、开过赌场的老童生、做过小生意的乡苏委员、秀才出身的小学教师、年轻的区政府主席、自治研究所毕业的缝工等各色人物，前后共11人，开了十余天的会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、价格，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、收入怎样，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，都摸得一清二楚。甚至，连哪家的豆腐做得最好、哪家的水酒酿得最地道，也都了然于胸。他写的《寻乌调查》报告5章39节共8万余字，章章真切，句句本原，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、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提供基本信息。陈云也是搞调查研究的典范，“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”。他认为：”领导机关制定政策，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，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。“1961年六七月间，他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进行15天的农村调查。吃住在农民家，召开十次专题座谈会，听了两次公社党委汇报，考察当地15个养猪场中的10个。他反复比较公养和私养的利弊，总结出公养的苗猪死亡率高的六个原因，确定还是以私养为宜……1961年8月8日，他向中央报送了《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》、《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》、《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》三份调查报告，对恢复与发展农副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。

 

　　回看老一辈领导人搞调查研究，会发现三个突出特点：一，善抓典型。如张闻天认为，要在同一类事物中选择典型来调查研究，这样“能够发现该事物内部的运动规律”，这种规律“对于同类事物却带有极大的普遍性，可以成为了解同类事物的指导原则”。他的名篇《出发归来记》，就是这样的结晶。二，身入心至。如1961年4月10日至8月22日，习仲勋率中央工作组一行12人历时四个半月135天，在“五风”(官僚主义、强迫命令、瞎指挥、浮夸风、共产风)漩涡中的河南长葛展开调查。他捡块砖头坐下和百姓拉家常，喊农民凑一桌嚼苦菜团……先后向党中央呈交《一个社员对划分大队的谈话记录》、《长葛县恢复手工业的调查》等11份调查报告，帮助长葛人民闯过那段饥馑岁月。三，总结提炼。仍以“长葛调查”为例，习仲勋在此期间总结出“公共食堂，只要群众不愿办，就不办”“什么都拿鸡蛋换，哪有那么多鸡蛋”“既有人情味又按原则办”等调查成果。特别是在1961年5月2日下午的长葛县委扩大会议上，他做出一个重大判断：“现在仍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。”调查研究，就像一个勤快的动词，穿过历史云烟，奔入气象恢闳的数字时代。当此之际，数据驱动，智能演进，算法推送，技术的放大、叠加、倍增作用日益凸显，互联网的发展速度之快、影响范围之广、介入程度之深前所未有。一些人开始议论：数字化条件下还要不要实地调研？更多的人在思考：“新长征”路上该怎样进行调研？又如何避免“调查成灾”？

 

　　还要不要传统意义上的调查研究？当然要！不可否认，它遭遇互联网的巨大冲击和挑战，呈现出相当程度上的困境：调查对象的虚拟化、隔离性、泛存在，调查方式的单一化、滞后性、无力感，调查结果的权威性、认可度、转化率。但，更应该看到它的迫切性---愈是繁复的现象，愈是要深入内部，去伪存真、辨明真相，看清社会和民意的主流支流，把握好政策和措施的底线天线；更应该看到它的生命力---面对面的交流总是能传递出更加生动、丰富、真实的信息，什么方式都替代不了这种与群众的直接接触，也没有哪一种方式能像它这样和百姓休戚与共，息息相通，感同身受；更应该看到它的可信度---热乎乎的家常话还是胜过冷冰冰的网络语，“说句心里话”还是优于“信息茧房”，它密切的才是真正的、毫无保留的“血肉联系”！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任何形式都替代不了传统的调查研究，它只能加强，不能削弱，今后仍要当成我们的看家本领、重要抓手、制胜武器。试想，一份仅凭网络数据得来、而无实地考察支撑的调研报告，有多少实际参考价值？如果以此为据来制定政策，又可能会带来多大灾难？！当然，在数字时代，调查研究更要与时俱进，拓展渠道、丰富手段、创新方式。因循守旧、抱残守缺必然造成迟暮，革故鼎新、博采众长才能带来活力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：“在运用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有效方法的同时……要逐步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调研领域，提高调研的效率和科学性”。因此，做好数字时代的调查研究，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：

 

　　一，传承调查研究的传统智慧，敲开群众虚掩之门，走进“后院”和“墙角”，赋予调查研究应有的深度、温度和向度。毛泽东讲：“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？那么，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！”。调研中，“涉浅滩者得鱼虾，入深水者得蛟龙”。如果蜻蜓点水，看东看西就是不看真东西，问这问那就是问不到点子上，绕来绕去就是要绕回预设的答案里，那调研就是无用功，就是形式主义，就有毒副作用。真正的好调研，要坐上百姓的坑头，揭开灶台的锅盖，到后院、墙角去看一看，听听他们掏心窝子的话。说到底，你离群众的距离，就是你离真相的距离，你和群众在一起，就是和力量在一起。

 

　　二，以互联网+的思维，插上“网络调查”的翅膀，从狭窄地带飞向宽阔之地，一览众山，激发民意收集新活力。互联网时代，特别是移动端的普及，令调研的渠道周道如砥、调研的速率疾如旋踵、调研的精度不失圭撮、调研的手段斗量筲计、调研的方式不一而足。可以说，谁擅长使用网络，谁的调研就多了千里眼、顺风耳。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手段，我们可以设计出更周密的问卷，选取出更科学的样本，分析出更精准的统计。习近平总书记还曾深刻地指出：“网民来自老百姓，老百姓上了网，民意也就上了网”。这就告诉我们，还要从丰富的网络信息中找线索，进行更为深入的实地调研，形成良性循环、互动。

 

　　三，综合研判网上网下调研所得，不为表象所惑，不为积心所蔽，提炼出群众最真实的心声、最迫切的需求。应该说，实地调研有天然优势---眼见为实，网络调查也具突出长项---数量占优，二者有相当的互补性、也有一定的趋同性。实地调研，就像传统中医，讲究“望、闻、问、切”；而“网络调查”，如同西医之化验，给我们提供出翔实的数据。综合研判、使用这两种调查所得，“对于任何方面反映的意见，都加以考虑”，有利于我们摆脱表面化、娱乐化、模型化、庸俗化，了解透群众所思、所想、所愿、所盼，把握住改革的重点、难点、痛点、焦点，使我们出台的措施更接地气、更有人气、更具生气、更富正气。

 

　　……察消长之往来，辨利害于疑似。调查研究，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，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。不久前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“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”，给我们指明了方向。我们一定要掌握调查研究的真本领，用脚步丈量民情，用头脑分析民生，用心灵感受民意，从而找到规律，打通服务群众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推动各项工作开花结果。

 

　　（作者李宜航，系中央党校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”理论研修班〈第1期〉学员，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、管委会副主任，羊城晚报社副社长）